“要袋子吗?大袋三角,小袋两角。”这是许多超市收银员面对结账顾客的“开场白”;“要一个”,也是许多顾客自然而然的回答。近日,记者在上海、广东、吉林、湖南等地调研发现,已施行九年的“限塑令”效果堪忧,情况不容乐观。除此之外,随着近年外卖、快递业快速地发展,塑料制品的需求也慢慢的出现抬头趋势,而新增的大量外卖餐盒多采用不可降解材质,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增加了垃圾处理的成本。“限塑令”似乎陷入了新困境。

  2008年,国务院发布“限塑令”:从2008年6月1日起,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厚度小于0.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,所有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。

  记者调研发现,免费塑料袋仍在多种生活场景中大量使用,以个体商家为主的农贸市场、批发商业市场是“重灾区”。

  在长沙市岳麓区的滨江农贸市场,拎着塑料袋的市民随处可见。几乎每个摊位上都挂着一叠塑料袋,市民要买东西,卖家就随手扯下一个。

  在长春,记者在一些生鲜市场和小型超市发现,“限塑令”明令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也在普遍的使用。一位蔬菜经营者和记者说,这类袋子虽然轻薄,但是承重性好,绝大多数都是消费者的“刚需”,拿回家还可以当垃圾袋使用。

  事实上,免费提供塑料袋对于商家而言是有成本的。“我这个10多平方米的小摊,一年塑料袋的成本就有上万元。”长沙一位摊主和记者说。记者粗略地算了一笔账:按8元每包计算,每包80个塑料袋,仅这个摊位一年就得用掉10万个塑料袋。

  既然有成本,为何不收费?各地多位摊贩一致表示,无偿提供塑料袋是小本生意的“标配”。“不免费提供,人家很可能就不买你东西,总不能为一两毛钱的塑料袋黄了生意吧?”一位摊贩说。

  与农贸市场大量使用免费塑料袋不同,各地大型超市大都能严格落实“限塑令”,执行塑料袋收费政策。虽然收费能够减少使用量,但很多消费者,尤其是年轻人对塑料袋的价格并不敏感。

  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,多数顾客在结账时都选择购买塑料袋。记者在超市遇到了25岁的上班族蒋先生。

  “现在出门连钱包都不带了,谁还会带个购物袋?”一手提一个塑料袋的他说,自带购物袋很麻烦,塑料袋方便,大袋三角、小袋两角也不贵。

  是否塑料袋收费太低,导致价格对供需的调节作用不够明显?在罗湖区另一家主营进口食品的高端超市,收银员陈晓玲和记者说,这里的塑料袋最便宜的1.2元一个,属于可降解的环保塑料袋,价格偏贵并未影响顾客的购买“热情”。

  近年来,外卖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,用手机点外卖成为新消费方式,而商家在外卖配送时通常会使用超薄塑料袋包装,塑料袋的消耗也成了一个天文数字。

  据《中国塑料制品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》多个方面数据显示,2017年1月至5月我国塑料制品累计产量3047万吨,增长3.8%。而塑料制品的增长与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兴起、发展密不可分。

  据饿了么、美团外卖、百度外卖三家外卖平台公布的订单多个方面数据显示,全国日订单量约在2000万单左右。按照每单外卖用1个塑料袋,每个塑料袋0.06平方米计算,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,相当于59个足球场,大约15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。而除了包装所用的塑料袋外,目前餐饮外卖常用的塑料餐盒带来的环保问题更为引人注目,因为每单外卖通常不只使用一个外卖餐盒。根据一家公益环保组织采集的100个订单样本测算,平均每单要消耗3.27个塑料餐盒或杯子。按照上述数据估算,外卖平台一天消耗的塑料制品要超过6000万个。一份外卖快餐的包装,平均使用时间只有不到半个小时,而降解这些塑料垃圾,却需要花上数百年的时间。外卖行业的飞速增长,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,同时却又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制造了更多的“白色垃圾”。

  不只是塑料袋,外卖送餐使用的餐盒、塑料餐具、塑料外包装等都属于“白色垃圾”。普通塑料餐盒和餐具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,塑料袋主要成分是聚乙烯,均是不可降解的普通塑料。外卖垃圾潜伏的生态隐患引发社会担忧。

  与网络购物相配套的快递业,也是消耗塑料袋的“大户”。2016年度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数据显示,2015年我国快递业共消耗了82.6亿个塑料袋。

  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勇认为,“限塑令”本身缺乏一定的科学性、合理性:一是政策规定的是“限”而非“禁”,且缺乏对“限”的程度、衡量标准等方面细节的考量；二是政策单向性强,经济杠杆效能差,缺乏激起公众参与兴趣的考量。

  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》,“限塑令”涉及的部门包括发改委、质监、工商、环卫、环保、科技、财政、税务等。然而,记者在多地联系监管部门采访时发现,不少基层部门对本部门是否负有相关监管职责并不清楚,安排执法计划进行定期监管的更是少之又少。一些部门直言:“我们还有这工作?”“不归我们管!”

  在2015年起正式实施“禁塑令”的吉林,记者正常采访了解到,“禁塑令”处罚力度偏低,对企业和个人分别处以最高3万元和最高200元的罚款,远低于违法收益。

  长春一位批发商业市场管理人员说,执法成本过高也是一大问题:“查处一个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摊贩,罚款200元也要层层上报,仅案卷就要做十几页,执法人手有限,市场摊贩众多,根本罚不过来,只能法不责众。”

  对于目前国家层面的“限塑令”和一些地方的“禁塑令”等地方性法规,应加强具体条款的指向性,提高处理力度,明确执法流程,形成中央+地方的完善法律和法规支撑体系。而当下的“限塑令”“禁塑令”还应配套相应保障制度,如增加激励手段和产业政策,鼓励公司制作符合相关规定的塑料袋,对环保塑料袋或其他塑料袋的替代品增加激励政策,让有关政策法规深入塑料制品产销的每个环节。

  专家表示,在流通环节“限塑”“禁塑”的成本,远高于生产环节和回收环节,应通过补贴等方式向可降解新型材料产业过渡,并利用价格限制等措施逐步剥离商家与塑料袋生产企业的利益关系,减少其生产与销售,从供给侧改善塑料产品供应环境。

  一些地方主管部门负责人建议,应开展多层次的公众知识普及宣传,让公众了解使用不合格塑料制品的危害。商家、行业协会等各方也应热情参加到社会共治中来,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。